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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的危險性與虛偽性 [ 2004-11-28, 胡慶山 ]
壹、前言

台灣已是一個國家,「中華民國早就不存在」,因為過去主張台灣獨立的民主進步黨,已取得政權,且雖然經過「槍擊事件」,民主進步黨的主席陳水扁先生仍然當選總統,因此台灣不必宣佈獨立就是一個「主權國家」。然而,令人奇異的是,台灣既然是一個國家,但卻從未有任何的「主權國家」對「台灣」進行國際法上的承認,反而有二十幾個中南美洲、非洲與南太平洋國家至今仍然承認著「中華民國」,而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甚至是存在「台灣關係法」的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見面時,公開指出「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甚至認為兩岸應和平「統一」 (註一〕。儘管「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對此表示「嚴重關切」。然而,「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為何會對「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表示「嚴重關切」 (註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應該表示贊同才對,因為「台灣」屬於「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所以當然「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因此身為「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應該積極努力促成兩岸的和平「統一」才是,因為「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先生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日的「國慶日」上,亦公開表示兩岸應該基於一九九二年的「共識」,即「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更證明「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表示「嚴重關切」,是自相矛盾,此亦可證明美國的國務卿鮑威爾對陳水扁先生的「國慶日」演講自有其解讀的正確性。

當然,就主觀的意志而言,高雄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出身的陳水扁先生在其擔任總統之前,皆主張脫離「中華民國」的「台灣獨立」,現今的「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陳唐山先生在過去是「台灣獨立聯盟」的重要幹部,同樣亦是主張脫離「中華民國」的「台灣獨立」,現今兩人由於進入「中華民國憲法」體制內擔任總統與外交部長,因而在客觀上卻都不得不成為「中華民國」的擁護者,雖然兩人皆在心中不斷地盼望與追求「台灣獨立」早日成功。之所以如此,乃因兩人在客觀上所面臨的最大敵人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行使武力的威脅,以及台灣內部過去曾任執政黨的泛藍政治勢力的阻擋。職是之故,兩人企圖在儘可能的限度內以和平的方式在「台灣」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不論其名稱是「台灣共和國」、「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台灣」。

本文在論述「中華民國憲法」的危險性與虛偽性之前,當然有必要再次釐清何謂「中華民國憲法」後,始能考察其危險性與虛偽性的所在之處。

貳、「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過程與其六次增修的經緯

首先,關於「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過程,可區分以下幾個時期加以分述 (註三〕。

一、一九一一年的『憲法十九信條』到一九二八年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中華民國」的建立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推翻滿清政府的辛亥革命,儘管滿清政府在該年公佈採行類似英國責任內閣制的『憲法十九信條』 (註四〕。其後,成立的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在該年十月十三日,議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二十一條,由於未設人民權利義務,因而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後,於一九一二年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八日議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七章五十六條)。此時,南北和議完成,清帝退位,遷都北京,正式成立國會,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七月一日由參眾兩院各選委員三十人,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但因贛寧之役袁世凱擴權,另起草約法,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五月一日公佈,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張勳復辟,直到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直奉戰爭結束,國會二次復會,審議通過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起草的憲法草案,於該年十月十日公佈『民國十二年憲法』,其後遭受段祺瑞推翻,另立『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七年)憲法』。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完成北伐,統一中國,接受胡漢民與孫科兩人的五權分立制度之提案,並於該年十月八日修改在廣州公佈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與五院。

二、一九三一年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到一九三六年的『五五憲草』

其後更於一九三一年 (民國二十年)六月一日公佈施行『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前文八章八十九條)。不久,爆發九一八事變,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繼續進行憲政開始之籌備」,並決定在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召開國民大會議決憲法。因此,立法院即依照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於翌年三月一日公佈初稿,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三讀通過,呈報國民政府,再轉送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於該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第四屆五中全會提出討論作成決議,立法院依照該決議,將草案進行修正,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底呈送國民政府,起草憲草審議書後,在送立法院審議,逐一修正後,在呈報國民政府,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公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通稱『五五憲草』 (註五〕。

三、一九三六年的政治協商會議到一九四六年的『中華民國憲法』 (註六〕

五五憲草公佈後,原擬在一九三六年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已五五憲草為基礎,制定憲法,但因各省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未能辦妥,翌年抗日戰爭爆發,制憲工作完全停頓。同時,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趁機擴張實力,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在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日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聚集國民黨、民主同盟與共產黨等各黨派代表,與社會賢達三十八人,共商制憲內容,結果與五五憲草的設計大相逕庭,經過協商的結果,作成五五憲草修正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大增,國民黨政府仍決定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經由憲草審議委員會,作成『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案』,即所謂的『政協憲章』。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開的南京制憲國民大會,即是根據此草案進行討論,並於二十一日的大會完成一讀程序,二十四日完成二讀,二十五日上午大會三讀完畢,全體代表一千四百五十八人,一致起立表決通過,國民大會亦於該日閉幕,『中華民國憲法』遂告完成。

四、一九四八年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到一九九一年的廢止

『中華民國憲法』實施不久,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叛亂活動日益擴大,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 (民國三十七)四月十八日第一屆國民大會三讀通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並於該年五月十日由國民黨政府公布實施。總共進行四次修訂,最後一次是在一九七二年(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決議修改,該年三月二十三日總統令公佈。臨時條款具有憲法特別法的性質與效力,排斥『中華民國憲法』同一事項所為不同規定之適用,或就憲法所未規定之事項,予以補充規定。『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自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四月間制定實施迄至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四月間,為期四十三年之久。最後以「兩岸關係進入新里程」為由,因而在該年四月二十二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第六次大會上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儘管如此,原僅適用動員戡亂時期之法律 (註七〕,未完成修定程序者,直到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二年)始終止其法效力(第一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

五、一九九二年『第一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到二 ○○○年的『第六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其後,既然『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遭受廢止,「維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次屆中央民意代表之產生,尚須予以訂定,以維憲政傳承於不墜,而臨時條款所規定之授權及設置知機構,有需作適當調整者,亦應分別規定,以確保憲政功能之銜接,凡此亟須依照修憲程序,對憲法條文做必要之增修」,因而在一九九一年由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通過『第一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一條至第十條),並於該年五月一日公佈;其後,同樣地「以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公佈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通過的『第二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上述條文再次經過該屆國民大會的整理後,於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一日由總統公佈,此為『第三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在其前言仍舊強調「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最受矚目的是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 (註八〕。一九九七年(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由總統公佈『第四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除已有的條文略為修改外,在第三條增加關於行政院的權限規定;其中最令人奇異的是一九九九年(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總統公佈的『第五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竟於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遭受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憲結果宣佈第一、四、九、十等條文 (註九〕失效 (註十〕。最後一次的『第六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是在二○○○年(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由總統公佈,其前言仍然強調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參、『中華民國憲法』與其第六次憲法增修的內容

其次,針對『中華民國憲法』與其第六次憲法增修的內容加以論述。

第一部分是憲法前言,特別提及「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権,保障民權」,「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第二部分是總綱,針對國體、主權的歸屬、國民要件、國土疆域、民族平等與國旗加以規定。第三部分是人民的權利與義務,由第七條到第二十四條,有平等権、自由権、訴訟權、參政與就任公職權等。第四部份是政治體制,包括國民大會、總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與監察院,在第二十五條到第一 ○六條中規定。第五部分是中央與地方的分權與地方制度,自第一○六條到第一二八條,第六部分是保障國民主權原理的相關制度,即所謂的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自第一二九條到第一三六條。第七部分是基本國策,包括國防、外交、國民經濟、社會安全、教育文化與邊疆地區,自第一三七條到第一六九條。第八部份是憲法的最高位階與修憲程序,自第一七○條到第一七五條規定。『第六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共有十一個條文,前言的部分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增修」。主要的內容可區分為三大類,即政治體制、基本國策與兩岸關係,依序是國民大會、總統副總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地方制度、基本國策與兩岸關係 (註十一〕。

再者,值得特別加以注意的事實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將國民黨中央政府驅逐到台澎金馬,自己建立政權後,隨即成立所謂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扮演臨時憲法的角色,其後一九五四年首部正式的憲法成立,並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與一九八二年三次進行全面性的修改,目前總共制定四部憲法,現行憲法 (註十二〕即為一九八二年憲法 (註十三〕。

以上為『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六次增修憲法的制定過程經緯,並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要的制憲經過。以下即針對本文的主題,論述『中華民國憲法』的危險性與虛偽性。

肆、『中華民國憲法』的危險性

首先,就『中華民國憲法』的危險性而言,一言以蔽之,『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將持續地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正當性挑戰,在『中華民國憲法』下,最終的結局不是『中華民國』政府挑戰成功,即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恢復『中華民國憲法』的全國實效性,就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一國兩制」和平的方式或解放戰爭的方式消滅。玆就幾個論點加以說明。

第一,就『中華民國憲法』的制憲過程經緯而言,可追溯至清朝的『憲法十九信條』等的憲法草案,其可說是「中國」的制憲之始,因此『中華民國憲法』並不是自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國民黨政權將臨時首都搬遷至台灣始成立,而是繼承中國五千年的國家同一性下的『中華民國憲法』。因而亦有直接將其稱為『中國憲法』者。例如,「中國人的制憲運動,應溯源於季清的維新與革命兩大運動的相激相盪,光緒三十四年的憲法大綱開其端,天壇憲草繼其緒,無論革命前後,舉國均爭論各種憲法草案,垂四十年之久」 (註十四〕。同時,『中華民國憲法』前文指出「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此處所謂的「遺教」基本上係指『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其中特別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而言,依據「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主張,其所謂的『民族主義』即是『國族主義』,即「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 (註十五〕。由此可知,『中華民國憲法』的正統性在於其代表中國的一切歷史傳統;亦即起於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止於宋元明清,乃為中國一脈相傳的正統憲法。

第二,依據「司馬光資治通鑑正閏原則」,凡非法制定的憲法資料,一律歸入「偽憲」。例如,一九二三年 (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公佈的『中華民國憲法』,世所公認係曹錕賄選所造成,自不應列為「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而「中共迄仍為憲法之下的叛亂團體,其制定的四部憲法當然為偽憲;至草案尚未經合法制憲機關通過,無所謂正偽,惟非法團體所草擬者,如中共林彪為接班人的憲草與馮閻中原會戰之約草,仍應列為偽憲之中」 (註十六〕。如前所述,『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自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四月間制定實施迄至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四月間,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為期四十三年之久。在『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施行的四十三年間,『中華民國』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叛亂團體」,因此主張四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偽憲」,當然亦有其法理上正當性,亦即,『中華民國』政府矢志「消滅共匪,光復大陸」,恢復『中華民國憲法』在中國「全國」實施,而非僅在台澎金馬。然而,一旦宣佈依『中華民國憲法』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註十七〕,在法理上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再是「偽憲」,而是一部具有『中華民國憲法』所承認的「合法憲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初之所以在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四月間制定實施『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其意味著代表中國正統性的『中華民國憲法』下,不容許任何在『中華民國憲法』頒行的全國領域內另外成立任何所謂的「憲法」,如此始能維持『中華民國憲法』的「最高法規性」,亦即不容許任何的法規超越該部憲法。如今一旦宣佈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中華民國憲法』隨即喪失其「最高法規性」,不再是一部真正頒行於全國的「憲法」,反而就其所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言,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自己反而成為「偽憲」,喪失成為「憲法」的正當性,因其本身竟然容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其所進行的挑戰,使得目前『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中華民國政府』自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的「叛亂團體」 (註十八〕。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在其前文中提及『中華民國』的字眼,但僅止於孫中山創立『中華民國』而已,從未將台灣與『中華民國』兩者視為一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中華民國』與台灣兩者似乎無關。『中華民國』對其而言,已於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隨即消失不存在,而只有所謂的『台灣問題』。詳言之,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該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該憲法的前文明白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一八四 ○年以後,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神聖職責。」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註十九〕。在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前文與第三十一條的目標下,自一九五○年代起,「解放台灣」的方式不是以和平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即所謂的「一國兩制」)就是以戰爭的方式「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的方針政策。同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中華民國』政府是非法佔據台灣。詳言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所提供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 (註二十〕資料指出,「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勝利後,…當時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集團依仗美國的支援,…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人民內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被迫進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戰爭,…終於推翻了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集團的一部分軍政人員退據台灣。他們在當時美國政府的支援下,造成了台灣海峽兩岸隔絕的狀態」。

第四,就『中華民國憲法』六次的增修而言,既然『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偽憲」,毋庸贅言地,其後的六次修憲皆屬於「偽憲」的修改,無須再多作討論。然而,其危險性更甚於『中華民國憲法』,乃因其六次的增修憲的前文中皆不斷地強調,增修『中華民國憲法』的目的是「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註二一〕,更加強調要維持『中華民國憲法』的「偽憲」性,繼續不斷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挑戰的決心,其所帶來的結果,如前所述,不是被戰爭消滅,就是被和平「統一」。

伍、『中華民國憲法』的虛偽性

其次,就『中華民國憲法』的虛偽性而言,一言以蔽之,即是『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本身絕大部分無法適用台灣。玆就幾個論點加以說明。

第一,『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議決,不得變更之」。前段是規定領土之範圍,後段規定領土變更之限制。此處的問題是『中華民國憲法』的領土範圍所在。根據前述『五五憲草』第四條的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陜西、甘肅、青海、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中華民國領土,非經國民大會議決,不得變更」。南京制憲國民大會將上述的內容,改成今日的第四條。因此,就『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中所指的領土範圍至少應該包括中國大陸、位於外蒙古已獨立的蒙古共和國以及台灣。或許有人會爭議由上述的『五五憲草』第四條的規定觀之,台灣不在『中華民國憲法』的領土範圍內,但『第六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明白規定「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可見台灣當然是屬於『中華民國憲法』的領土範圍。然而,就事實而言,『中華民國憲法』實際實施範圍僅限於台澎金馬,但儘管如此遺憾的是,卻從未在六次的增修憲中加以明示。由此即可得知,在領土方面『中華民國憲法』的虛偽性。

此點亦可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字三二八號解釋得到確認。該解釋認為,「國家領土之範圍如何界定純屬政治問題;其界定之行為,學理上稱之為統治行為,依權力分立之憲政原則,不受司法審查。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議決,不得變更之』,對於領土之範圍不採列舉方式,而為概括規定,並設領土變更之程序,以為限制,有其政治上及歷史上之理由,其所稱『固有之疆域』究何所指,若與解釋,必涉及領土範圍之界定,為重大政治問題,本件聲請,揆諸上開說明,應不予解釋」 (註二二〕。

第二,『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就公法學法理而言,主權可由三方面加以定義,即主權所及範圍、主權的歸屬與主權的性質。在主權所及範圍方面,由前述『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可知,『中華民國憲法』的主權所及範圍,應達及中國大陸、位於外蒙古已獨立的蒙古共和國 (註二三〕以及台灣;再者,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主權的歸屬為『中華民國』國民全體,由於中華民國的領土廣及中國大陸、位於外蒙古已獨立的蒙古共和國以及台灣,因此在上述地區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第三條)皆為主權的歸屬者;最後就主權的性質而言,對內必須是最高的權力,無任何團體可向其挑戰,對外必須是不受任何團體的干涉,自主獨立;然而,就此點而言,『中華民國』在對內與對外都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與干涉。因此,就上述主權定義的觀點而言,『中華民國』早已喪失其主權,『中華民國』不再是一個「國家」。此亦可證明『中華民國憲法』的虛偽性。

第三,『中華民國憲法』人權規定的虛偽性。就人權的性質而言,『中華民國憲法』人權規定僅存在平等権 (第七條) (註二四〕、自由権(第八條到第十五條) (註二五〕、接受裁判的權利(第十六條) (註二六〕、參政權(第十七條) (註二七〕、經由考試就任公職權(第十八條) (註二八〕。完全不存在二十世紀憲法應有的社會権,即要求國家採取積極作為的權利 (註二九〕。雖有所謂的生存權,但卻傾向於不受國家不當地剝奪生命的權利 (註三十〕;工作權不過是針對確保既有工作不受任意剝奪的權利,財產權當然是所有權的保有不受國家任意的侵害的權利,此點由生存權與工作權竟與只有消極權利性質的財產權置於同一條款即可確認不是積極權利性質的社會權。亦即,無法積極要求國家給予最低限度的健康且文化生活的保障;無法積極要求給予職業訓練與領取失業給付的保障。此點亦可由第二十二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與第二十三條「各條列舉之自由與權利」之規定可獲得確認。就整體而言,不僅未保障社會權,甚至僅有的自由權亦受到極大的限制。即可藉由「社會秩序、公共利益、防止妨害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事由,得以法律限制自由與權利(第二十二條與第二十三條)。與為求獲取更大的自由與權利不得不調整自由與權利而非限制人權的唯一公共福祉事由相較,上述以法律手段限制自由與權利的事由造成『中華民國憲法』人權規定的虛偽化。再者,第九條的「人民不受軍事審判」規定,原本即不適合置於人權保障規定之中,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此外,基本人權保障的對象應以「個人」為主,但在第三章的標題即為「人民之權利義務」之下,所有權利保障的主體皆為「人民」,此種集體權利性質的用語,極不恰當,似乎有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之嫌。另外,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國際人權條約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以及國際人權保障機制的發展一日千里等,皆未能有相對應的人權規定。就實際保障而言,如前所述的長達四十三年之久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以及三十八年匪夷所思的戒嚴令體制下,上述原本脆弱的人權保障,更顯得虛無。甚至即使是在解除戒嚴令、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後 (註三一〕,六次進行的憲法增修條文中仍完全不存在任何的人權規定,此種對於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具有複合權利性質的基本人權規定,完全不重視的心態可見一斑。『中華民國憲法』下參政權的部分,在二○○三年(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民投票法成立以前 (註三二〕,除選舉權與罷免權在台澎金馬地區有透過法律加以實施外,所謂的創制權與複決權一次亦未實施過(第十七條、第一二九條到第一三六條)。最後必須強調的是,所謂的「基本國策」基本上僅侷限於國家的政治責任 (註三三〕,並非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因此儘管『中華民國憲法』及其『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有非常多看似關於人權保護方面的內容,實質上幾乎等於具文,毫無保障的實效性。以上種種的缺陷在在顯示出『中華民國憲法』人權保障 (註三四〕的虛偽性。

第四,關於『中華民國憲法』政治體制的虛偽性。在國民大會方面,究其本質當屬於國民主權原理下的憲法制定權力 (註三五〕機關,由其權限即可確知;亦即,修改憲法與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第二十七條)。由於『中華民國憲法』領土與國民範圍涵蓋超過一千萬平方公里以上的廣大版圖與十三到十五億的龐大人口,根本無法作到一人一票的直接國民投票,決定憲法的制定。此點由南京制憲國民大會的選舉即可獲得確認,儘管剛經過訓政時期國土板蕩,此時的投票是否符合秘密、公正、普遍等選舉原則,亦值得懷疑。由於國土與人口實在太大與過多,因此不得不在『中華民國憲法』中設立採用間接投票制度的修憲機關,此點由第二十六條國民大會代表的組成除各縣市外尚包括蒙古、西藏、邊疆地區、僑居國外之國民、職業團體代表與婦女團體代表即可知。儘管『中華民國憲法』國民大會的制度設置係因為國土與人口實在太大與過多,屬於不得已之舉,但就立憲主義國民主權原理下憲法制定權力的行使必須是一人一票的要求,且不論是制憲國民大會或修憲國民大會完成制修憲後,皆須獲得國民過半數直接投票同意始具備有正當性。因此,吾人亦不得不說國民大會是一個剝奪國民制憲權力的一個「虛偽」的機關。此點仍可適用於『第六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至於『中華民國憲法』與『第六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下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省縣的中央與地方的分權以及地方制度,由於皆僅能是「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台澎金馬)的元首、副元首與各院機關,或是上述地區的中央與地方分權及地方制度而已。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角度觀之,吾人不得不說必然是「虛偽的」元首、副元首與各院機關,或是「虛偽的」中央與地方分權及地方制度而已。

當然,若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立場,整體上吾人仍不得不說『中華民國憲法』與『第六次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皆必然是「虛偽的」。

陸、結語

由上可知,『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極具危險性與虛偽性,其存在只會將台灣人民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該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公布施行第十二條規定的「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指引下,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 (註三六〕中。因此,台灣人民必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早已廢棄的『中華民國憲法』加以廢棄,建立一個與已在中國大陸實施五十年經過四次全面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自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三日起已在外蒙古實施的『蒙古共和國憲法』 (註三七〕完全無關的『台灣共和國憲法』,否則「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所有人民就必須在『中華民國憲法』下,負起「消滅共匪,反攻大陸」,「鞏固國權…頒行全國,永矢咸遵」的神聖使命。只要『中華民國憲法』存在一天,台灣人民每天皆必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逼迫作出最後的抉擇。換言之,此點亦是台灣制定新憲法的正當性所在。
 
 

(註一〕自由時報 2004 年 10 月 28 日社論「 鮑威爾不應抹殺 “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 的事實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oct/28/today-s1.htm) 。

(註二〕自由時報 2004 年 10 月 28 日頭版頭條「回應鮑卿談話 我促美重申 對台保證不變, 鮑卿談話 我國無法接受 」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oct/28/today-t1.htm) 。

(註三〕一般的時期區分如下:一、革命建國 ( 民國前十八年到民國元年 ) ;二、討袁護法 ( 民國二年到民國十三年 ) ;三、東征北伐,完成統一 ( 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七年 ) ;四、定都南京安內攘外 ( 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六年 ) ;五、長期抗戰贏取勝利 ( 民國二十六年到民國三十五年 ) ;六、制定憲法還政於民 ( 民國三十六年到民國三十七年 ) ;七、壯大復興基地 ( 民國三十八年到民國六十四年 ) ;八、充實憲政體制,恢宏復國大業 ( 民國六十五年以後 ) 。參照孫德彪『中華民國憲政發展史料圖錄』 (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1990 年 ) 。

(註四〕第一條規定「大清帝國皇統萬世不易」,其他條文內容可參照荊知仁『中國立憲史』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4 年 )50-151 頁。

(註五〕關於 『五五憲草』的述評,可參照仲崇親『中國憲法的變遷與成長』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142-150頁。

(註六〕關於中華民國憲法、憲法之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與其修正,以及大法官會議與釋憲,可參照國民大會秘書處『簡報資料憲政部分選輯 ( 一 ) 』 (1989 年 ) ;憲政體制,參照國民大會秘書處『簡報資料憲政部分選輯 ( 二 ) 』 (1989 年 ) 。

(註七〕補強 『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是戒嚴令,以及冠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約一六 ○個的法律。 參照 伊藤潔 『台湾』(中央公論社・ 1993 年) 168 頁。

(註八〕關於第一次到第三次的憲法增修過程可參照齊光裕『憲法與憲政』 ( 楊智文化事業葛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111-173 頁。

(註九〕此項聲請由立法委員郝龍斌、鄭寶清、洪昭男等三組人員提出,司法院大法官於 2000 年 3 月 24 日作成四九九號解釋,認為本次修憲程序有重大瑕疵,有關次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方式與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任期之延長,則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因而作此宣告 ( 「析論一九九九年憲法增修之憲法爭議」李建良『憲法理論與實踐 ( 二 ) 』 ( 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 年 )497 頁 ) 。

(註十〕乍看之下,憲法所創設的國家權力,即大法官會議解釋竟能將制度化的憲法制定權力所進行的憲法增補宣佈無效,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但由於 『中華民國憲法』 充滿著危險性與虛偽性,因此亦見怪不怪。然而僅管如此,在立憲主義先進國家的制憲權理論中,確有提及相關的論述。 亦即,日本的長谷部恭男的論文即以 A •羅斯與 H.L.A. •哈特間的爭論為題材,討論「在憲法典中的自我提及」的問題 ( 長谷部恭男「憲法典における自己言及」(芦部信喜先生還暦記念 『憲法訴訟と人権の理論』所収 ) 821 頁 ) ;或者由法國憲法院、西德憲法法院、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各種判決加以分析,檢討在日本司法審查對憲法修改的理論上的可能性的高野敏樹論文 (高野敏樹「憲法保障と憲法改正の合憲性」(佐藤功先生古稀記念)『日本国憲法の理論』所収 ) 645 頁 )( 引自 大隈義和『北九州大学法政叢書 7 憲法制定権の法理 -- 「違憲の憲法」との関連で -- 』(北九州大学法学会法政叢書刊行委員会) 319 頁 ) 。

(註十一〕相對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的規定,主要的法律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 參照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印『總說明書暨條文對照表』 2003 年 10 月 29 日 ) 。關於兩岸間的交流文獻有,王泰詮•陳月瑞編著『兩岸關係法律』 ( 大中國圖書公司• 2000 年 ) ;蔡英文『大陸事務法規彙編』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01 年 ) ;蔡英文『大陸配偶在台生活相關資訊簡冊』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01 年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印『台港澳交流手冊』 2003 年 ) 等。

(註十二〕相關的文獻論述有,劉清波『中共憲法論』 ( 華泰文化事業公司• 2001 年 ) ;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附:一九八二年憲法全文,一九八八年修正案、彭真「說明」及「報告」』 (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 ;翁松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 ( 續集 )( 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7) 。

(註十三〕關於「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制憲、公佈、施行與修訂等方面之比較,可參照林政則編著『憲法概論 ( 第二版 ) 』 ( 正中書局• 2001 年 )314-317 頁。

(註十四〕謬全吉『中國制憲史資料彙編』 ( 國史館• 1989 年 )2 頁。

(註十五〕一九二四年 ( 民國十三年 ) 一月二十七日民族主義第一講之內容。任卓宣總校訂王軼猛•周徐慶校訂 『三民主義 —註釋及索引--』(大順公司文化基金會•1984年) 3 頁。

(註十六〕謬全吉,前引書, 3 頁。

(註十七〕薩孟武『中國憲法新論』 ( 三民書局• 1990 年 )531-542 頁。

(註十八〕相對於此處主張的「叛亂團體」,亦有論者指出台灣早已是分裂國家 ( 蘇永欽「分裂國家的憲法政策」『違憲審查』 ( 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 年 )299-308 頁 ) 。 然而,此說的問題在於從未有一個國際法上的主權獨立國家同時對兩岸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曾經進行過新國家承認 ( 栗林忠男 『 現代国際法 』 (慶応義塾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01 - 104 頁) 。

(註十九〕一九九七年英國將香港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 即中國 ) ,此條文即成為承認香港繼續資本主義體制的「一國兩制」的基礎。因此,倘若如此,此種的調整下,「特別行政區」將被賦予較諸於西藏或新疆等的現存自治區更高度的自治權。關於香港將來的具體措施方面,必須與香港的住民商議,並香港當局與中國的中央政府間的協議後,提出解決的方策。 當然,統制香港行政的各項規定本身,如何與以再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施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香港的法治傳統即自治原則,當然是未來的問題 ( 樋口陽一、吉田善明『解説世界憲法第四版』(三省堂・ 2001 年) 289 頁 ) 。

(註二十〕朱維究•王崇理『海峽兩岸關係政策』 ( 海峽學術出版社• 2003 年 )64-65 頁。

(註二一〕甚至存在所謂的「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九九 ○ 年九月二十一日,總統府秘書長 (79) 華總一五七一七號函,一九九七年十月三日總統核定修訂 ( 蔡英文『大陸事務法規彙編』 ( 行政院大陸法規委員會• 2001 年 ) 貳 -- 一頁 ) 。

(註二二〕本解釋案作成的日期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參照李惠宗『憲法要義 ( 第二版 ) 』 ( 敦煌書局• 1999 年 )54 頁;『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 保成編輯委員會• 1998 年 )132 頁。

(註二三〕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為獨立的日期,並於一九六一年十月加入聯合國,當時的國名是『蒙古人民共和國』 ( 西修 『 各国憲法制度の比較研究 』 (成文堂・ 1984 年) 522 頁 ) 。

(註二四〕關於平等權的立法目的、五五憲草與各國憲法之比較,及其條文之解釋,參照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 ( 三民書局, 1990 年 )84-132 頁。

(註二五〕參照林紀東,同前註, 103-253 頁。

(註二六〕亦有以「救濟權」之名加以稱呼,與解釋者。如陳春生『中華民國憲法原理』 ( 國立編譯館• 1998 年 )134-145 頁。

(註二七〕陳春生,同前註, 149-210 頁。

(註二八〕陳陽德、衛芷言『中華民國憲法動態新論』 (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195-196 頁。

(註二九〕關於社會權的概念與特質,參照許慶雄 『社會權論』 ( 知英文化• 2001 年 )13-19 頁。

(註三十〕例如針對死刑的廢止問題、墮胎的合法化問題、安樂死的許可問題。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 ( 修訂二版 ) 』 ( 三民書局• 1998 年 ) 295-304 頁。

(註三一〕參照馬心韻『解除戒嚴實施國家安全法』 ( 大新書局• 1988 年 ) 。

(註三二〕參照陳隆志主編『公民投票與台灣前途公投研討會論文集』 ( 前衛出版社• 1999 年 ) 。

(註三三〕本章既定名為基本國策,則僅指示立法行政之目標,無強行之性質,如基於環境,一時未能達到目標者,亦不能指為違憲 ( 謝瀛洲『中華民國憲法論』 266 頁以下 ) 引自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釋論』 ( 大中國圖書公司• 1984 年 ) 359 , 393 頁。

(註三四〕Ian Neary, ‘Human Rights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Human Rights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Routledge, 2002, pp. 99-118.

(註三五〕「作為一個整體的憲法」 = 「本來意義的憲法」 = 「積極意義的憲法 Verfassung im positiven Sinne 」,其「之所以具有妥當性,在於其依據制定憲法者實際存在的政治意志」 (Vgl. 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S. 22. C. シュミット尾吹善人訳 『 憲法理論 』 (創文社・ 1972 年) 29 頁 ) 。 此處所謂的政治意志,詳言之即是「得以針對自我的政治上實際存在的樣態與形體,作出具體的總體性的決定。因此,整體上得以規定政治統一體的力量 Macht 乃至於具備權威的政治意志」或「具體的政治性存在」者,即是憲法制定權力 ( 菅野喜八郎 『 論争憲法―法哲学 』 (木鐸社 ・ 1994年 ) 221頁)。

(註三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 http://www.imprensa.macau.gov.mo/bo/i/1999/constituicao /index_cn.asp#1999) 。

(註三七〕該憲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蒙古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 Mongolia is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republic. ) 。 Mongolia – Constitution ( http://www.oefre.unibe.ch /law/ icl/mg00000_.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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